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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说到资治通鉴说魏冉“复为丞相”显得很突，而且在《秦本纪》里，“赦罪人迁之穰侯冉复相”，这句话断句有些麻烦。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断句是这样的：“赦罪人迁之穰。侯冉复相。”意思是说，这一年里，秦国赦免了一些罪犯，把他们迁徙穰地，充实穰地的人口，穰侯魏冉重新担任丞相。但问题是，各种史料凡是提及穰侯魏冉，从没有称呼“侯冉”的。
如果“穰”字归入下半句，断句因此就变成了“赦罪人迁之，穰侯冉复相”。虽然人名对上了，但被赦免的罪犯到底是被迁徙到了什么地方却毫无交代，显然也不合适。毕竟《史记》很快就有“赦罪人迁之南阳”这样类似的句子可以参照。
司马光的判断应该是这样的：无论如何，魏冉重新就任秦相，这总是确切无误的。
朱熹大概不想触碰断句背后的考据难题，索性在《通鉴纲目》里删掉了这段内容。
至于我们，只要不那么较真的话，就能够认定两件事：
（1）魏冉确实就任秦相。
（2）赦免罪犯以充实穰地的人口，对秦国未必有利，对魏冉的好处却很明显。
那么问题来了：魏冉算不算以权谋私呢？以秦国这样的法家国家，难道也制止不了权臣的以权谋私吗？
如果单凭这一件事，确实不好做出什么推断，但全盘来看魏冉的一生，一方面是为秦国建功立业的一生，一方面也真的就是不断以权谋私的一生。在联军伐齐的战役里，魏冉的积极性主要来自于对宋国陶地的垂涎三尺，最后他也终于把陶地收入囊中，做了自己的封邑。
这件事并不简单，因为能引起魏冉垂涎的地方，必然也会引起其他大人物的垂涎——齐湣王和李兑都是魏冉的强敌，结果齐湣王被淖齿杀了，赵国君臣惹不起白起，终于让魏冉摘了桃子。
陶地为什么如此抢手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大约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今天如果你去当地，可能感受不到大都会的繁荣富庶，但走在大街小巷，总能看到同一位古人的各种雕像。这位古人，就是越王勾践手下的第一谋臣范蠡，曾经帮助勾践完成了越国的复国大业。
复国功成之后，范蠡马上考虑身退问题，因为他敏锐地认识到勾践是个只能共苦而不能同甘的人，再不抽身就怕会死。
关于退休计划，范蠡是这样想的：当初我从计然先生那里学到了10条策略，越国只用了其中5条就成功复国了，接下来呢，我准备拿这些策略经营家产试试。
就这样，范蠡乘船远行，改名易姓到外国生活去了。
范蠡到过齐国，自称鸱夷子皮，又到陶地，说自己姓朱，所以人称朱公，或者陶朱公。
先秦时代的传奇富商陶朱公就是这么来的。现在我想说的重占是：范蠡来到陶地之后，就不再四处迁徙了，在当地迅速地经商致富。范蠡赚钱赚得实在太快，一不小心就成了大富翁，钱太多了很无聊，就散给家族里的穷亲戚，散尽千金也无所谓，因为马上又能赚回来。赚得多了就继续散尽千金，散尽千金之后马上再赚，如此这般反反复复。
李白诗句里的“千金散尽还复来”如果放在陶朱公身上，就不仅仅是形容气魄了，而是毫不夸张的写实。后来陶朱公年纪大了，产业全部交给儿孙经营，儿孙们不再散财了，于是，财富积累比陶朱公时代高出百倍以上。
这些巨额财富，都是在陶地赚的。
范蠡之所以如此看重陶地，用《史记》的原话说就是：“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也就是说，陶地是天下的交通枢纽，东西南北四通八达，是国际贸易的几何中心。
那么问题来了：当年周公营建雒邑，所看重的就是雒邑位于天下正中，而陶地在雒邑以西300多公里，凭什么是天下正中呢?再有，陶地的地理位置既然如此得天独厚，周公当初给东都选址，为什么没选陶地，而是选了雒邑呢？
原因很简单：在周公营建雒邑的时候，陶地还算不得交通枢纽、几何中心。
交通问题有一个世界性的通则，那就是水路优于陆路。而在水路层面，海洋决定着外部交通，河流决定着内部交通。看我们今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就比西部内陆地区发达。再看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沿海，西有太平洋，东有大西洋，占尽了海运之便。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南美国家智利，国土是南北走向的狭长一条，tp钱包下载西邻太平洋，对陆运的依赖程度因此很低，海运极其便捷，所以经济发展很快。至于陆地内部，尤其在古代，江河相较于道路，不但运载能力更强，而且运输成本更低。
古代和水有关的人居选址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模式：一是面水背山，二是两河交汇。
面水背山最有防御优势，正前方的河流既能提供生活水源，也能当护城河用，背靠高山就不用担心腹背受敌，最好左右两侧还有丘陵或者小山包，这样一种山形水势就构成了一个围合式居民小区的形态，后来被风水先生神秘化，就有了“寻龙点穴”里的那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玄学理论。
两河交汇最有物流和农耕优势，如果周边再有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的话.那就锦上添花了。而周朝初年的陶地，河道并不发达。当时这里属于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小国曹国，菏泽市古称曹州就是因为这个曹国。直到春秋末期，吴国大搞水利工程，打通了济水和泗水，连接二水的这条运河叫作荷水，“荷花”的“荷”，也是“菏泽”的“菏”。荷水之所以叫作荷水，应该就是从菏泽得名的，菏泽正是荷水的一大天然蓄水池。陶地周边本来就是平原地形，适宜农耕，荷水的开通不但对灌溉有利，更使南北交通发生了质变。
时间进入战国，魏惠王在大梁周边兴修鸿沟水系，这是第1季重点讲过的内容。大梁西距陶地只有100多公里，魏惠王虽然不关心当时已经属于宋国的陶地的利益，但鸿沟水系的成型自然会使陶地进一步受益。
司马迁纵论天下经济地理，有几大都会的说法。“都会”这个词就是从《史记》来的，所谓“都”，强调城市规模大，所谓“会”，强调四通八达的枢纽属性。在司马迁看来，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属于巨野水系，这里就是梁宋之地，陶地和它南边不远的宋都睢阳就是这一带的都会。当年尧圣人兴起于成阳，舜圣人在雷泽打渔，商汤王居住在毫地，这3个地方都在陶地和睢阳一带，当地保留着古圣先王的遗风，忠厚稳重，多有君子，老百姓很能种田，特别吃苦耐劳，靠着节衣缩食来积累财富。
司马迁看到的风土人情当然已经和战国时代不同了，但文中提到的尧舜和商汤王的出身依旧值得重视，因为它说明这一片地方是商朝的发祥地，也是周朝的商遗民的聚居之地。
“商”这个字，原本和商业无关，而是商朝人的自称。
但商朝人为什么自称为商，这就不好确定了。
无论如何，商朝遗民在周朝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谋生之道，走南闯北做生意。
一个特别著名的例证是：西周末年，郑桓公率领族人和一批商朝遗民一道东迁，携起手来共度时艰。郑国统治集团因此跟商遗民订立盟约，说只要你们不叛乱，我们就绝不干涉你们做生意。这个盟约的意义在于：这些商朝遗民获得了一个属于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空间，完全不受政府干涉。今天的经济学常识可以让我们知道，自由贸易是效率最高的经济模式，只要政府不插手，不收税，经济就一定会在短时间内狂飙突进。当然，社会为此付出的必然代价就是贫富差异迅速扩大。
商朝遗民热衷于经商致富，这一方面使“商人”这个词由族群属性转变为行业属性，一方面使固守农耕事业的周人格外看不惯貌似轻轻松松的就能赚大钱的商朝遗民。那么不难想见，陶地作为梁宋之地的一大都会，作为商朝遗民的聚居之地，既有地利，又得人和，那么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偏巧宋国的国力不强，于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必然会引起强权者的觊觎。
那么问题来了：秦国耗费国力，终于使魏冉得以享用陶地赋税，秦国划不划算暂且不论，但陶地对于秦国毕竟只是一块飞地，距离本土实在太远，怎么才能守得住呢？魏冉贪图陶地，是不是有点利令智昏了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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